领导
东南互保这一历史事件，在宣传上相对低调，主要原因在于其性质难以明确界定。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来看，东南互保被视为一种反满行为，具有积极意义。它公然违背清廷旨意，不遵从满洲贵族主导的中央政权，在辛亥革命的历史叙述中，甚至可被视作一种革命行动。然而，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后来的国民党，都很快察觉到其中的问题：如果将东南互保的地位拔得过高，可能会为后世提供一种不良示范。一旦发生战争，地方势力可能以此为榜样，拒绝配合中央，这无疑会导致国家分裂甚至亡国。而按照我党的历史叙事体系，此事同样存在矛盾之处。八国联军侵华时期，民族矛盾远大于阶级矛盾，因此理论上，各地军队应当全力以赴抵抗外敌，而非选择妥协或退让。即便蒋介石
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表现不佳，我党仍与其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抵御外侮。然而，清朝统治集团的表现实在令人失望至极。在八国联军入侵期间，清廷所做的唯一一件事竟是调转枪口，剿杀义和团。慈禧太后更公开表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种卖国行径令人心寒。义和团作为自发反抗外来侵略的力量，自袁世凯到孙
中山，再到我党，都对其表达了同情与高度评价。袁世凯曾指出，民间与教会之间的矛盾根源在于地方官员偏袒传教士，压制普通民众，导致积怨爆发；孙
中山及我党则将其视为群众自发抗争的典范。由此引发一个问题：如果按照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理论分析，东南互保似乎无法合理解释。一方面，若主张东南军队应全力北上参战，但在战争尚未结束时，清廷便已开始打击自己的子民，这种行为显然丧失了基本的正义性，使得地方拒绝参战显得合情合理。另一方面，从阶级矛盾的角度看，清朝统治者无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动势力，任何针对它的反抗皆属正当。如此一来，东南地区的不抵抗行为似乎也变得顺理成章。但在我党的历史叙事框架内，任何形式的不抵抗行为都是必须批判的，这就形成了一个难以调和的矛盾。归根结底，清朝统治的腐败程度已达到令人震惊的地步，以至于连选择不抵抗都能找到看似合理的依据。相比之下，即使蒋介石
领导的国民党政府再如何腐朽无能，最终仍喊出了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的口号，并激发了短暂却惊人的
战斗力。而清朝统治者到留下的只是那句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彻底站到了民族利益的对立面，成为了敌对势力的一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