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
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整个中东议题中唯一值得深入探讨的核心所在。答案其实并不复杂，
以色列人回归中东，不仅带来了民族与宗教文化的碰撞，更引发了一场千年未有的生产关系和土地制度变革。在1948年之前，涵盖今日巴勒斯坦、外约旦、叙利亚及黎巴嫩的整个黎凡特地区，长期施行着一种基于伊克塔制的瓦拉体系（wala system）。这是一种极具阿拉伯特色的庇护-依附体系，可以将其理解为比旧
中国田皮田骨制更为复杂的制度。简而言之，土地与其上的
农民被牢牢绑定，同时这些
农民遵循的习惯法和封建义务也与土地紧密相连，无论土地交易还是主权变更，这种绑定关系都不会发生改变。在这种体系下，地主仅仅是农牧民名义上的保护者和恩主，而实际上掌控这些农牧民的，则是他们所属部落的土司头人或者其教派的神职人员，很多时候这两种身份其实是重叠的。千百年来，无论黎凡特的土地所有者如何变换，不管占领该地区的帝国怎样兴衰更迭，无论是巴格达的哈里发、埃及的马穆鲁克、科斯坦丁尼的苏丹、伦敦的女王，还是大马士革的埃米尔、贝鲁特的齐米、开罗的帕夏、路撒冷的总督，这些人虽然名义上拥有土地，但实际上却大多居住在城市之中，过着寻欢作乐的生活，对乡村土地的具体状况既不关心也不经营。真正管理乡村土地的是被称为祖阿玛（zuama）的地方实力派人物。这些人中有基督徒、穆斯林、犹太教徒以及德鲁兹派成员，但无一例外都身兼多重角色：他们是帝国的包税人、
殖民地议会的代表、政党的主席，同时也是乌里玛或主教、乡贤村霸、族长乡约，甚至是土匪军阀。至于那些被苏丹和埃米尔剥削，又由祖阿玛们治理的
农民、牧民和农奴，他们包括基督徒、穆斯林、德鲁兹派、米斯拉希
犹太人以及撒玛利亚人等群体。这些人的认同更多地集中在村社、宗族和教派上，而非所谓的阿拉伯民族、大叙利亚或者巴勒斯坦等现代民族概念。尽管彼此之间时有宗族械斗，相处并不总是和睦，但他们之间并不存在你死我活的血海深仇。黎巴嫩前总统福阿德·谢哈布曾用没有胜利者，也没有失败者来形容不同宗族教派之间达成的一种微妙而动态的平衡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