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穿正装下厨，真的存在吗？

小说

之前跳舞写了一本小说邪气凛然，我在学校偷看时被老师发现，还叫了家长。结果我妈被狠狠批评：「这么小就看邪气凛然，小孩子家懂什么邪气！」当时可把我吓得不轻。无论如何，我都很喜欢邪气凛然。这本书第一百三十二章，名为有钱人的想法，有这样一段内容：这一章描述了主角被带到一个名为「厨艺俱乐部」的地方，这里的成员多为名媛富豪。这些有钱人虽然生活富足，但内心空虚，渴望体验普通人的日常。因此，这个俱乐部便成了他们实现愿望的场所，专门提供下厨的机会。然而，这些会员虽有兴致，却不愿亲自动手处理琐碎事务。于是俱乐部安排了专人负责选材、备料，甚至还有众多助手协助。如果菜品做砸了，还可以直接享用俱乐部专业厨师的手艺。而这样的服务价格不菲，仅略低于上海和平饭店的消费水平。这段文字让我年少时印象深刻，不过没几年就意识到，这不就是皇帝的金锄头吗？并非当时我变富裕了，而是因为自己下厨后明白了……富人虽可能瞎忙活，但不傻。折腾为图乐，非自找罪受。穿西装下厨很麻烦，挽袖子都不方便……这不仅是个麻烦事，还涉及安全问题，一不小心就可能受伤，必须小心对待。后来我经济宽裕，结识了不少富豪，常看他们下厨。即便围裙可能定制，餐盘是爱马仕，刀柄镶钻，但没人穿正装做饭，大家都很随意自在。这样描写跳舞，大概是为了凸显「富人喜爱穿正装」的刻板印象。见过穿正装下厨的，但多是电视、电影里的网红或节目效果，像汉尼拔那种，现实中很少见。特别是中餐烹饪，穿上正装操作，恐怕会是场灾难。此外，即便在邪气凛然创作的年代，上海最昂贵的餐厅也并非和平饭店。和平饭店的代表性餐厅是龙凤厅，其主厨与我相交甚笃。据他回忆，当时和平饭店在上海的餐饮价位连前十都排不上。不过，也许那时跳舞老师尚未成为富豪，也未经历太多奢华生活的熏陶，因此选择了名气较大的和平饭店。跳舞与顶尖类型文学作家的差距在于细节不够精致，经不起仔细推敲。我完全明白跳舞的写作方式，正如他所说：答案在于自我表达与自由。商业小说创作，追求市场成功未必需精致细节，只要写得像模像样即可。而且，对于多数网文和自媒体作者来说，详细考证并不划算。他们认为：写精一篇够连载三章。与其字斟句酌，不如粗略应付，更高效地更新内容，迎合读者需求。同样，大刘也存在这一问题。他塑造成功男性或上流生活时，常以雪茄作为道具，这一特点十分明显。当时很多人不懂雪茄，只知选用「大卫杜夫」品牌。虽然这牌子不错，但罗辑身为面壁者，已随心所欲，怎能不抽最顶级的雪茄？全球顶级雪茄非高希霸和年度限量款莫属。即使大卫杜夫这样的品牌，其巅峰之作也是罕见的生肖限量、艺术家签名款，甚至「古巴产的大卫杜夫」这类稀有版本才能媲美。最近，一位北京的富商来我家参观，看中了一盒我珍藏的蒙特19年限量款「至尊」雪茄。这是西班牙非常知名的雪茄品牌，名字源于基督山伯爵。这盒雪茄我在2019年从德国带回，当时花了约6000元人民币，而他直接出价3万元想要买下。这款雪茄当年价格并不算高，但由于是年度限量版，如今在市场上极为罕见。即便在普通的雪茄威士忌吧，单支售价也已达1200元左右。我直接送他了，说：拿去吧，别客气。老哥以后有机会，多多提携兄弟。 这样老哥还欠我个人情，就算十万元我也不换。

跳舞笔下富人的描写，仿佛存在皇帝的金锄头。大刘对雪茄的偏爱，显然带有个人执念。从三体中频繁出现的雪茄可见，大刘确实对雪茄情有独钟。跳舞存在明显缺陷，大刘笔下的雪茄虽无明显漏洞，却也称不上完美。原因在于描写过于单一，雪茄在他的小说中仅仅是一个象征，代表着成功男士与硬汉形象，缺乏 deeper 的内涵。让我们看看东野圭吾在白夜行里如何描写烟的：桐原亮司抽着「云雀」香烟，使用芝宝打火机，显示出他的品味不凡，且已拥有一定的财富。女生选择抽柔和七星，因其焦油含量较低。抽着烟斗，显得老派，与其形象相符。更令人称绝的是，白夜行里的侦探笹垣：笹垣壮年时抽和平，这是在日本旅行时免税店能买到的香烟。黑和平是其代表，采用纯正维吉尼亚烟草，无过滤嘴，烟劲十足。这种烟解瘾过瘾，是男性 smokers 的经典选择，也代表着昭和时代男性的独特风格。笹垣在追查桐原亮司与唐泽雪穗的事件十余年后：他已经开始抽口感温和一些的Hilite了。终局之时：笹垣点燃七星香烟，作为侦探，他抽烟次数不多，但每次皆为情节转折的关键时刻。香烟品牌的不同选择，隐喻了笹垣人生境遇与心境的转变。从昭和硬汉时期，到后来所抽香烟逐渐柔和，不禁让人联想到，在追寻男女主复杂案件的过程中，岁月与执念磨平了他的棱角。他凭借一份无奈的执念支撑，虽热血仍在，但性情已趋于温和，只为查明真相。过去，我曾指出大刘在文笔上的不足，其中「修辞单一」是一方面，而在类似「道具」运用上的欠缺精细也是问题之一。比如，托马斯维德首次登场时，本该抽一支「市长」雪茄——这种雪茄尺寸短小，吸完只需15分钟，正好契合「市长事务繁忙，只能抽短款」的形象。随着剧情发展，托马斯维德若改为抽「罗布图」，其更大尺寸和超过一小时的吸食时间，则能体现他逐渐拥有更多闲暇时光。至于罗辑，适合抽「丘吉尔」，这款雪茄优雅且富有学者气质；而大史则应选择「帕特加斯D4」，这是施瓦辛格的心头好，不仅豪迈、气场十足，还因其浓郁强劲的特点，与大史老烟枪的身份十分贴合。相比之下，大卫杜夫对大史来说就显得过于清淡了。

这正是我国当前类型文学作家与世界顶尖作家之间的差距所在。或许有人说：够用就好，读者看得开心就行，你未免太苛刻了。确实，这话没错。可否换种想法？你身为读者，我也是读者，若能把细节处理得当，既能让你读得畅快，也能让我心满意足，这样小说岂不是更出色？它明明有提升的空间，为何要将就凑合？人生在世，尤其是作家，总该有点追求吧？有人说，大刘若纠结于细节，就写不出三体，应专注人物与情节。但且不论其人物、情节或修辞是否存在缺陷，关键是，如果你阅读广泛，定会发现不少作品在内容、情节上出彩的同时，细节也极为严谨，比如丹·布朗、乔治·R·R·马丁、史蒂芬·金、阿加莎、岛田庄司等顶尖类型小说家便是如此。这也是类型文学与电影创作中业界常见的法则。比如异形夺命舰，其在国内票房表现尚佳，未看过异形的观众毫无观影障碍，而异形的老粉丝也能发现诸多彩蛋，享受专属乐趣。任何类型文化产品在创作时，都需兼顾吸引新观众与满足老粉丝之间的平衡，不能仅局限于自我陶醉或只为特定人群打造内容，否则难以广泛传播。普罗米修斯过于迎合老粉丝，虽获科幻迷好评，但票房却遭遇滑铁卢。优质内容应让大众无障碍阅读或观看，同时让特定受众从中发现专属乐趣。大刘若精通雪茄，将各类品牌、尺寸与角色情节巧妙结合，这对不懂雪茄的读者而言，岂不也是一种独特的魅力？未必会减分，反而可能让作品更添色彩，吸引更多人的好奇与关注。我们不缺好的创意和故事，但在语言表达和细节打磨上，仍有提升的空间。忽视存在的加分空间，觉得够用即可，甚至觉得粗糙更受民众喜爱，这是一种民粹反智的文艺观念。我一直觉得，写作不应忽视大众阅读与传播。但若将某些细节精心打磨，不仅能让挑剔的读者满意，也不会干扰普通观众的阅读感受，这本身就是一种写作技巧。关键在于平衡，而非舍弃。阅读白夜行时，不懂香烟品牌是否会影响体验？其实并不会。懂烟的人看到那些意象，便明白香烟品牌并非东野圭吾随意选择，而是与情节人物紧密相连，不禁赞叹：东野老师真是用心了。一部出色的小说，一位卓越的作家，难道不该追求每个细节都精益求精吗？再多说几句吧。十万个字以上便可称为长篇。像百万字这样的体量，托尔斯泰需近十年才能完成，写罢还得歇笔近十年恢复状态。顶级作家创作大部头，并非一气呵成，而是如挤牙膏般艰难构思，写完又反复打磨，即便出版后仍会修订再版。更别提多数顶流小说家的代表作未达百万字。百万字如同枷锁，欲创作传世精品，或许需倾尽作家一生心血。海明威、福克纳、菲茨杰拉德、戈尔丁等作家其实大多并非高产类型，百万字对顶级作家来说也非普遍成就。太阳照常升起仍是美国上世纪的伟大小说，超越了美国悲剧和飘等八十万字的巨著。国内目前缺乏类型文学的出版生态，即类似东野圭吾、伊坂幸太郎这类作家所处的生态位，而非网文连载生态。这类作家通常不必依赖连载，他们可以花费数年时间精心雕琢一部几十万字的小说，力求每个细节都近乎完美。之后通过出版或影视改编获得可观收益。然而，在我们的文学市场中，这种模式难以行得通，显得较为落后。大刘是这个领域唯一的代表，多年仅此一位，这不过是偶然现象，并不能说明存在这样的生态系统。我想澄清，从未否定网文生态的价值，类型文学的发展离不开网文。但我们仍缺乏像东野圭吾那样的出版物类型文学生态，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领域。国外顶尖的类型文学作家亦然。当年畅销的丹·布朗达芬奇密码、J.K. 罗琳哈利·波特、史蒂芬·金系列作品，以及东野圭吾、岛田庄司、伊坂幸太郎等人的小说，并非动辄百万字巨著。实际上，他们的作品多在20至30万字左右。即便是厚厚的死亡圣器，也不过50万字上下。这说明精炼的故事更受读者青睐。回归正题：写小说如何「避开皇帝的金锄头」。前面写那么多，只为回答这个问题做铺垫：若想了解一个群体，最佳方式是深入调研、走访和研究，再动笔创作，这就是采风的意义。乌贼写诡秘之主时查阅大量书籍，托尔斯泰为新作多年沉淀，不事创作，皆因准备充分方能厚积薄发。特别是现实主义作品，如活着骆驼祥子，需着重刻画人物的真实性。如果你连采访都难以完成，我建议不妨先放下笔。写作题材丰富多样，没必要执着于一个你不熟悉的角色。若小说中的某个角色连替代人选都没有，只能说明你的素材积累还不够深厚，缺乏底蕴。不如多沉淀自己，充实更多素材再动笔。如果你打算写网络小说，我觉得跳舞的观点很有道理。不必迎合我们这些挑剔读者的口味，只需思考如何吸引大多数读者的眼球，赚到更多人的钱才是关键。内容真实与否并不重要，能否盈利才最关键。为了特定目标，适当牺牲某些真实情况是可以接受的。关键在于权衡利弊，判断是否值得。若牺牲能带来更大利益，也并非不可。无间道中天台戏从情节和人物逻辑看，刘德华与梁朝伟本无需非去天台。可这场景偏偏就发生在天台——我见得光啊。尽管削弱了情节合理性，却成就了影片最令人难忘的经典瞬间。